然而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从个体经验概括而来，不自觉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也即是培根所说的“洞穴假象”。可以说两者都生活在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世界之中，只看到自身的合理性，而自动地忽视了无法以自身经验解释的现象。毕竟谁也不愿意永远生活在痛苦的矛盾之中，遭受永无止境的巨大冲击。然而在复杂的社会面前，任何人的经验都太单薄了。由此看来，两者似乎都把找工作这一行为视作可以一劳永逸、一击即中的事儿，把它绝对化、静止化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几个基本事实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第一，找工作的主体是我自己，而我是青年。一方面，选择的行为者是我，将要参加工作的也是我，因而有权作出最终抉择并需为此担负责任的人是我自己。另一方面，虽然我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但我仍然是青涩的，需要在今后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我可能犯错，也可能不理性，但我仍在成长，终有一天我将独当一面，为自己的生活负有全部责任。

　  第二，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这不但意味着长辈的思维确实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譬如以计划经济的思维就难以理解市场经济的种种现象，而且同时也揭示了人自身的认识限度。任何人都不敢说他所把握到的社会变化就一定能成为现实发展趋势。无论是理性的归纳，还是灵性的洞察，都存在着错误的可能性。

　  第三，在择业面前，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常常在把立足于现实当成是理性的同时，视倾向于理想为非理性，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在择业面前，没有人会听凭情感的摆布，放弃理性的考量。任何职业的选择都是主体层层比较的结果，是理性思维运作的产物。人们之所以会选择理想，并非情感的独断，而是基于可能选择间的比较与理性的判断。理想的道路有利于我的发展，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现实。它或是有助于物质财富的增加，或是能给我带来精神的安宁与生活的诗意，换言之，这一选择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是适合我的前进道路。但是这同时也就必然地带来了选择的可错性，因而理性有其自身的限度，它不是万能的。

　  这么看来，找工作就可以说是一种试错活动。在真正实践开始之前，适宜与否永远是个未知数。此时的工作对我而言只是一种有待检验的机遇与尝试。人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尝试错误中，铺就前行的进路。有能力的人在合适的时间与场合中，再加上运气的帮助，就有可能获得成就。才能、场域、时机、运气缺一不可。

　  试错这一活动本身就向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方面，找到合适的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心理素质。尽管并不能排除一次成功的可能，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屡次三番的尝试是必不可少的。此时若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个体可能无法撑到成功的那一天。这或许就是苏轼之所以强调“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的原因吧。另一方面，工作的本质在于提升自我，而这需要自身积极主动地参与。即使是在错误的工作中，人也可以实现自身能力的增长，而这主要取决于个体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苟日新，日日新。丰富自己的知识，提升自我的能力，充盈自身的精神，铸就人生的境界，这一切的一切并不只能出现在合适的工作环境下，只要主体积极筹划、自主面对，任何情形都是主体的试炼之所，是主体能力的生成之域。在这层意义上，“自助者天助” 似乎就意味着只要自身能力始终在增长过程中，任何困难都不是无法超越的存在，于是一切都变得适宜了。横亘在江面的铁索终将破碎，那通衢大道就在眼前。

　  于是，我们怎能不法乎其上呢？《孙子兵法》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 作为一个青年，“老成持重”似乎不是一个褒义词。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完全有理由去冒险，因为我们担负得起错误后的时间成本。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在这一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可以重新站起来。当然，此时的“上”并非只意味着金钱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时也包含着精神的伟岸与人格的卓荦。

　  既然找工作是试错，何不法乎其上？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中，我们完成了试炼，化成了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的人才，不但有利于社会，而且成全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