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娣

在20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学者中，年龄最长的是96岁的美国阿瑟· 阿什金假，年龄最低的是59岁的加拿大唐娜。他们做出诺奖成果的年龄都相对较晚。这里关心获奖者的年龄，是想通过举例说明世界最高科学技术奖项获得者中有中老年学者，以此来证明中老年学者同样能出色开展科学研究，取得杰出的成就。之所以强调年龄问题，是针对国内学界存在对学者学术年龄过分设限的现象而言的。目前国内大多数人才招聘、项目申报、奖项申报都对应聘者、申报者有严格年龄限制。在学界有一种观点很流行，那就是学者在45岁之前还拿不到学术头衔，其学术生涯基本就结束了。此种问题如得不到纠正，对国内广大学者和科技事业都是大损失。

管理者对学者学术年龄设限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来认为年龄偏大的学者已过了出成果的最佳时期，体力、智力后劲不足，在其身上投入“性价比”不高；二来是希望克服论资排辈现象，给年轻学者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不否认此类政策的出发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积极意义，但如被滥用，把科研条件或评价中的年龄标准绝对化，就会让热爱科学、潜心研究的学者因年龄偏大而无用武之地，也会让大多数中青年学者陷于被“年龄”快速淘汰的中国式“学术慌张”之中。如此人为设定学术年限，也是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学术造假、腐败的体制机制原因之一。

过于在乎学者从事学术科研活动的生理年龄并无科学依据。

首先，从人的生理发展规律看，现代人身体基本素质好，有的人即使到了中老年，依旧精神饱满、思维敏捷。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具有巨大的潜能，一般人只使用了大约10%的人脑功能，爱因斯坦也只用了30%。更有心理学家指出，人类仅仅开发了自身潜能的4%，还有96%的能力尚未发挥出来，所以大多数时候，年龄不会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事实上，中老年阶段科研活动卓有成效者不胜枚举，而且有一类人本身就属于大器晚成型。

其次，从科学研究发展规律看，科学研究是发现真理、揭示真相的社会实践活动，以脑力劳动为主，对从业者的智力要求较高，中老年学者在这方面不存在年龄弱势。同时，因为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科研的目标和结果都有不确定性，有的科研项目短期内会有研究结果，也有的项目可能研究者一辈子都在寻找答案，所以设定学者的学术年限没有意义。事实上，科学研究关乎的是高深学问，从业人员注定投身的是一项艰巨、寂寞、长期的事业，要想坐得住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冷板凳”，一定是出于对问题研究的兴趣爱好，所以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是其开展科学研究的权利，而这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

再者，从社会角色发展规律看，在国内，大多数年轻人要在博士毕业后才能正式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在此后的一段人生时期内，也正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侍奉老人的关键阶段。客观上，这些多个社会角色会耗费年轻学者们许多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并非人人都有在此阶段拿出靓丽科研成果或达到人生学术巅峰的天赋和好运，如果勉为其难，很可能是以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近来接二连三传出科技工作者因健康原因英年早逝的消息，这应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其中首先要打破错过“最佳年龄”就失去学术发展机会的年龄“紧箍咒”，要为学者们创建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环境。

提倡延长学者学术生命期限，不是支持中老年学者去占有年轻人发展的学术资源。学者应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投身科学事业绝不能冲着物质名利而去。希望国家政府科研经费、科研项目分配回归科研需要本身，科学评价注重科研成果本身。相信随着科学研究和物质名利不断脱钩，学者学术年龄问题将不再是一个敏感问题。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8-10-16 第7版 视角)